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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广场成为民间文化艺术 “活态”传承的基地

作 者:周英     关注:475     发表时间:2017-10-30 16:16:03 来源:非遗科

广场是群体性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演绎着形式多样、千姿百态的广场文化活剧,成为群众文化百花齐放的大舞台。同样,广场也是一些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示的窗口、传播的基地、普及的渠道。如果组织、引导得当,一些濒危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将可以在这里“梅开二度”、“活态”传衍,使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中包含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精华。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亟待进行抢救和保护。而这种保护绝不仅仅是依靠少数人、部分人的紧锣密鼓,而亟需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最佳的保护方式莫过于“活态”传承。“活态”传承的最佳方式莫过于让其保持、保存在包括人们的文化意识、文化习俗、文化活动、民风民俗等生活状态之中。因为这些东西原本就是当初人们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特定时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发展,这些融入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民族民间文化,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逐渐脱离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相当部分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时至今日当务之急的抢救、保护对象。

   “活态”保护,并非要人们恢复其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创造条件,让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一些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活动内容及方式,转化、融入现代人们的文化意识、文化活动和文化生活以及民风民俗之中,成为可以继承、传衍的现代生活方式及文化消费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此达到“活态”保护、传承、普及之目的。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在当代的“活态”保护与传衍,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和人文条件的。诸如一定的场所、文化的导向、审美的意识、价值的取向、认同的人群、社会的氛围、传播的环境等等。笔者以为,近几年各地普遍兴建的城乡文化广场及其如火如荼的广场文化活动,已为许多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活态”传衍与普及,营造了基本条件。

追根溯源,广场文化历史悠久。那些原始的、变异的围绕农耕生产、四时节令、岁时习俗、婚丧嫁娶、传统节日、祈福禳灾、宗教仪式、祭神祀祖、战争助阵、庆丰祝捷、社交游乐等生产、生活、战事等事项所开展的群聚性的大众聚会、载歌载舞、群体竞技、巫术仪式、各种礼仪、斗牛赛马、擂鼓助阵、群体游艺等形式多样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活动,都是在原始的、历史的、或广义或狭义、或临时或固定的各种“广场”——狩猎场、打谷场、放牧场、祭祀场、厮杀的战场、农家的院场,城镇的集场上演绎进行的。可以说,今天的现代广场是昨天历史广场的延伸和拓展、嬗变和发展。广场的文化活动亦然。君不见——今天广场上那震耳欲聋的威风锣鼓,威武雄壮的陕北腰鼓,不就是从昨天历史的战场上谢幕之后,转移到今天的时代广场上重新编排的操练吗,至于那东北的大秧歌、陕北的踢场子、南狮北龙、竹马旱船以及少数民族的泼水节、火把节、雪顿节、那达慕大会等等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活动,不是直接从昨天历史的小广场开进了今天时代的大广场吗……这一发展的历史轨迹表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之于广场、之于大众,在时间与空间、地理与心理、历时与共时的进程中,可以对接与调适,使民族民间文化在当代广场的传播与传衍,成为一种可能。它也雄辩地证明着:广场是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载体,广场是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演绎场、展示场、传授场、普及场、传承场。人们在广场参与、接受、欣赏、体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活动的过程,就是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在广场这一特定空间得以“活态”传衍的内在驱动力。

广场文化,以其时间空间的开放性、参与对象的广泛性、活动内容的兼容性、活动形式的多样性、提供服务的无偿性、活动方式的灵活性,成为广大城乡群众文化活动的聚散地和好去处。可以说,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活动、传播、传承主阵地之一的广场及其广场文化的历史“接力棒”,现在已传至我们当代人手中。乘举国上下保护文化遗产的强劲东风:政府的高度重视、国人保护意识的日渐觉醒,文化广场的千姿百态,可以说之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齐备。这不是我们对其“活态”保护与传衍的大好条件吗?

诚然,我们说广场文化是传播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好场所。但是,今天的广场文化毕竟不同于历史上的广场文化。它是在当今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世界文化日益交流渗透,人们文化消费水平日益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广场文化。时尚、多元、从众,成为当代广场文化的趋向。在广场这块文化阵地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专业文化与业余文化、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渗透与较量。在此情势下,有意识的将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活动引入广场文化活动,作为传播、传承的基地,使其“活态”传衍,使其融入人们新的文化消费及生活方式之中,相关部门的组织与引导、扶持与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群众参加广场文化活动,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从众性。所以,文化部门有一定要周密规划、巧妙组织、因势利导。丙戌狗年的春节期间,陕西汉中市与汉台区的文化、卫生、城建、旅游等部门联手,组织市、区单位和市民,在该市的桥北广场举办了为期五天的迎新春,促“双创”大型灯展系列文化活动。一千多盏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彩灯,把广场装点的琳琅满目、五彩缤纷,点燃了节日广场欢乐的文化“引信”,带动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彩灯观赏游园、传统灯谜竞猜、皮影木偶展演、狮舞龙舞竞技、彩灯评选抽奖、元宵焰火施放、地方剧目展演、摄影佳作展览、行业展示宣传、“双创”知识抢答等等。这些集合性的文化活动,吸引了远近二十多万群众参与。沉寂多年的传统之灯唤起了老人们的儿时记忆,勾起了文人们年节文化的历史情怀,拯救了传统灯艺的失传;皮影、木偶的展演,撩开了域内“非遗”神秘面纱的一角,更使这两个生存艰难的民间剧团,成为今日市内的大型文化活动、经贸活动场场必邀的主角。龙狮之舞锤炼了文化站的飞龙艺术团,成为企业开张、商业庆典的助兴精品。这一传统的灯展文化形式与新的时代精神有机结合的广场文化活动,使域内众多的民间文化艺术在与时俱进的征程中得到有效的大众传播和现代调适,也为如何以广场为阵地,传播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作了一个成功的注释。 当然,这与这次灯展活动的组织、策划、指导、引导是密不可分的。假若每年举办一次这样的大型广场灯展文化活动,那么,传统的元宵赏灯习俗,传统彩灯的制作工艺,众多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便可在灯展的带动下,得以继承传衍下去,坚持数年,传统的灯展文化将会成为一个知名的广场文化品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案例。然窥此一斑,便可知把广场变成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活态”传承基地的“全豹”。以广场为基地,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关键在于文化等部门的组织引导和文化工作者的传授、指导。在此方面要做到以下几个结合:

一、示范引导与培植意识相结合。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与国人对此的自觉意识密切相关。意识是认识的深化,认识是认同的基础,有意识引领的行为,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因此,以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在广场的示范、引导活动为切入点,潜移默化地唤起国人的保护与传承的自觉意识,是广场文化与传承、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相结合的重要方略。

二、组织传授与民间社团相结合。在广场文化活动中,有许多文化活动的社会团、队组织,是广场文化活动的基干队伍。他们开展的许多活动,需要专业文化队伍的组织、辅导和技艺传授。因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在广场的传播、传授活动,与这些活动门类众多的社团相结合,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二传手”和“滚雪球”式的传帮带作用,将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三、传授辅导与健身陶志相结合。常年参加广场文化活动的人群,多以健身强体、陶冶性情为目的,因此组织广场民间文化艺术传授辅导活动,一定要结合人们的这一意愿进行。许多广场民间文化艺术活动既有强身健体功能,又有自娱自乐功效,只要引导得当,人们就会自觉自愿地加入传衍民族民间文化的行列。

四、传统活动与现代活动相结合。广场的开放性,参与者的广泛性,决定了广场文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的丰富多彩。组织者一定尊重群众意愿,组织广场活动时,一定要将包括民间艺术活动在内的传统广场文化活动与现代广场文化活动相结合,让参与者各取所爱,各喜所好。

五、百花齐放与突出特色相结合。尽管广场文化百花齐放,民间文化艺术形式千姿百态,但组织者一定结合当地特点,引导、示范人们进行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活动,特别是一些濒危的民间文化艺术,要因势利导,重点传授、普及,以使之从“鱼干”变为“活鱼”。

六、传承普及与年节民俗相结合。传统的年俗、节俗、民俗,是民间文化艺术传衍的载体。在我国众多的周期性、纪念性、民族性、群众性、地域性、复合性的节日、岁时、农事等民俗活动中,多伴随有民间文化艺术活动。要以此为契机,以广场为展示传播平台,组织特色活动,使传统的民间习俗、文化艺术、文化传统代代相袭,传承普及。

七、日常活动与展赛活动相结合。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授、辅导活动,大量地应在日常的广场文化活动之中。为推动、促进广场民间文化艺术传播活动,组织者应在特定时间组织举办诸如民间文化艺术节、民俗文化节、民歌节等类展赛活动,使平常的小活动与展赛的大活动相结合。

八、传承创新与合理开发相结合。时代在发展,民族民间艺术也应创新,有些艺术形式,不创新就难以传承,因此,要有效地进行组织引导。对有些民间文化艺术门类的传承,要同合理开发利用相结合,如民间的皮影、木偶、大多只能以剧团形式在广场设台演出。这就应结合广场文化活动特点为其开发市场寻找市场,有观众才能有市场,有市场才能使之“活态”传衍。

广场是一张奇妙的白纸,只要文化工作者精心倾力,一定会在这张白纸上写出“活态”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好文章。


后记:此文获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中国文化报社主办的“2006年全国广场文化论坛征文”二等奖;论文发表于《陕西社会文化》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周英,男,中共党员,研究馆员,群文理论、非遗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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